5月30日晚，南都推出调查报道，显示记者用虚假诊断证明及住院证明，即可轻松通过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等三家平台的身份证明审核、医疗证明审核，对外发起筹款求助。报道推出后，平台的信息审核漏洞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南都记者进一步了解到，除了筹款产品外，上述公司也提供类似“互助基金”和联合保险产品。比如，水滴筹公司的“水滴互助”、“水滴保”等。

他们做竞价广告，进行常规营销，借助用户的社交网络增加品牌知名度，积极获客，最终实现公益+商业的变现。这些网络筹款平台，并非单纯的公益组织。

在天平的两端，一边是公益，一边是生意。

网络筹款平台：既是公益，也是生意

网络筹款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在微信、微博等互联网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个人求助的信息。相较于传统慈善机构，新兴网络筹款平台申请门槛低，在线操作方便，而且支持资金发放至个人账户，对捐赠者和申请者同时都具有吸引力。

南都记者注意到，在百度、搜狗等搜索平台上，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等互助平台都上线了竞价广告。在广告公示页面，普遍显示“筹款额高、1对1指导、极速到账”，而且主动为筹款者安排1对1筹款顾问，手把手教病患筹到更多医疗费。这些平台多表示，大病筹款工具为“0手续费筹款”，平台自身并不从筹款中收取费用。甚至有平台创始人对外承诺，“5年内不盈利”。

一方面是卖力的营销，一方面是不盈利的“公益精神”。那么，这些筹款平台真的是赔本儿赚吆喝么?互联网筹款平台背后的商业逻辑如何?

三家有代表性的筹款平台融资情况。

企业工商信息公示网站显示，三家有代表性的大病筹款平台均在初级融资阶段。去年8月，水滴筹所属公司“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获融资1.6亿，腾讯、蓝驰创投等联合领投，创新工场、高榕资本、IDG资本等跟投，在融资额上遥遥领先于另外2家。

不过，三家平台都拥有相似的产品结构和商业逻辑。尤其是水滴筹和轻松筹，今年4月还一度传出合并。以产品结构为例，三家平台既有免费筹款工具，如“XX筹”系列，也有会员制的付费互助型产品，如“水滴互助”、“轻松互助”;此外，他们还联合国内知名保险公司推出商业险或健康险，如水滴保、轻松e保等。

个人免费筹款工具+付费互助计划+健康保险或服务等，成为此类筹款平台的三类支柱性产品。此外，在各筹款APP上也可以看到关于健康体检、基因检测等广告展示。除了无偿的筹款工具外，众多盈利渠道也给了资本足够的想象空间。而这些互联网筹款平台并非全然的无偿慈善，可以说既是公益，也是生意。

互助计划引争议：是互助社群，还是变相保险?

水滴筹会员互助计划??“中青年抗癌计划”。

除了个人自发筹款引发的“诈捐”争议外，互联网筹款平台的另外一款产品“会员互助计划”，也曾被质疑是变相经营保险业。

这种业务的经营方式是，平台设置某个大病项目，众人通过缴纳会费(即互助金)参与其中抱团抵御风险。会员如果不幸患病或遭遇意外，可按照“一人患病、众人均摊”的规则获取补助金，其他会员则相应扣款。

以水滴互助中的“中青年抗癌计划”为例，投入9元即可成为互助社群的会员，涵盖胃癌、肝癌等多种癌症。经过一定的观察期后，若有会员确诊患癌或协议约定内的重大疾病，可提出互助金申请，审核通过后可获最高30万元的互助金。

依照互助型产品的会员参与规则，会员账户余额归本人所有，发生互助事件时，平台会自动扣除相应金额。不过，如果账户余额低于平台规定的最低限额，用户则自动失去保障。这意味着，用户需要不断充值才能保证参与性。

相较于“先看病，后报销”的保险，这种互助型产品门槛低，缴费少，更能吸引参与者。而持续的充值提醒，也给用户带来“保险”的错觉。

其实早在2016年，中国保监会在答记者问中就曾明确指出互联网互助计划与保险经营的原理不同，并提示“互助计划等业务模式存在不可持续性，经营主体没有纳入监管，相关承诺履行和资金安全难以有效保障”等风险。

监管部门的表态为互联网互助产品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目前，各互助型产品的页面上都有明确文字标注用来区分互助计划与保险，比如“互助社群是会员间的互助组织，会员不能预期获得刚性赔付”。

水滴互助特意提及，互助是一种单向的赠予，并非保险费。尽管存在会员公约等约束机制，但并不能预期获得确定的风险保障。

巨量资金如何监管

托管慈善基金会，疑似关联公司

今年4月19日，水滴互助发布最新筹款资金公示。截至今年3月31日，水滴互助旗下互助金超过3亿人民币。这一资金池的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仅3月一个月，就有超过7558万元的新增互助金。

与此同时，轻松互助也在官网对外发布，会员数突破千万，互助金存量超1亿。

互助金形成了巨大的资金池，相关公示与监管却不够透明。在两大平台互助型产品中，会员支付的互助金为预收费模式，目前都对外表示托管在第三方慈善基金会的名下。不过，南都记者注意到，这些慈善基金会却与平台方有密切关系。

三家代表性筹款平台的托管基金会情况。

水滴互助曾与第三方机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将用户缴纳的互助金付之托管。不过，水滴互助的官方公告显示，因“双方在用户获捐方式上未达成一致”，从2016年8月起，二者合作已终止。

2016年9月至今，水滴互助的互助金都交给某商业银行托管，而设立的账户为“北京水滴汇聚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法人齐雪同样是水滴互助所属母公司的公司董事。

与此同时，青岛众绘爱心慈善基金会、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的法人也分别是各自托管产品母公司的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于2016年3月23日成立，2016年4月，轻松互助平台上线。

此外，互助项目的真实性也是用户关心的重要问题。

水滴互助、轻松互助两家平台都提及，除平台审核外，平台还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项目审核，包括面访会员、亲友走访、排查医保、商业保险确保无异常记录等方面。这些第三方公司会把调查结果形成《调查报告》，在一定时间里对外公示。轻松互助平台显示，这一项目的调查需向平台提前缴纳3000元调查费。

专家意见

网络互助应纳入国家监管

巨量的资金是否有安全保障?互助金如何保障完全用于真实的互助事件?互助平台是否应该像传统慈善组织一样接受监督呢?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说，水滴互助、轻松互助实际上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将民间互助呈现在大众视野下。互联网的一个特点是便捷性，同时也具有蔓延性，扩张飞快。他认为，互助行为因聚焦疾病、事故互助，类似于保险业务，与非法集资、非法保险业务仅一线之隔。因此，这种网络互助应纳入监管范围。

目前，依据国家保监会相关规定，“互联网企业未取得业务资质而依托互联网开展保险业务，不法机构和人员通过互联网以保险名义非法集资”等问题被要求严查。然而，此类监管只是查处非法行为的初级监管形态。周浩认为，未来还应出台国家层面的监管规范，规范平台募资的监管制度，公开资金去向、用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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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需要监管，慈善也需要成本

近日，南都记者以自己的身份实测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三大筹款平台，发现用虚假诊断证明及住院证明，即可轻松通过三家平台的身份证明审核、医疗证明审核，对外发起筹款求助。为测试项目完成后能否提现，南都记者将项目链接转发给了几位同事，同事们分别进行了小额捐助。此后，南都记者在三家平台上均提现成功。

最近备受关注的王凤雅事件中，最终的事实证明王凤雅一家并没有如一些网络质疑的那样“募得15万元款项，且善款花在了王凤雅兄弟的治疗上”。部分公众不负责任的质疑，反向刺激了更多人对王凤雅一家的同情。越来越多人表示，假如没有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等筹款平台，这些在医疗保障覆盖之外的贫困人群将更加悲惨。因此，南都记者在这个时候来质疑筹款平台，难免会造成不解乃至质疑。

然而，南都针对筹款平台的报道并非故意挑刺，相反，在这个时候抛出对平台漏洞的报道，是为了展示目前“个人求助-网络筹款”领域所呈现的种种尴尬。事实上，2016年底闹得沸沸扬扬的“罗尔事件”就曾暴露了类似问题，即个人求助缺乏真正的规范性流程、政策和指导。其中的主要背景在于，201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慈善法》将个人求助踢出了“慈善的范畴”，这样一来，如果个人在求助中存在提供虚假信息，涉嫌违法，那么将由公安部门而不是民政部门追责。

上述规定倒是给慈善监管带来了不少方便，但是，坊间对“个人求助-网络筹款”行为的看法一直处于慈善的范畴。当这一块出现问题时，总体形象受到伤害的恰恰就是慈善本身。所以，不管主导《慈善法》实施的民政部门愿不愿意承认，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与其他有关部门一起，共同引导和监管通过网络筹款平台进行的个人求助行为逐步规范、合法。

宏观监管上的空白，对几大网络求助平台有着实际上的好处。监管阻力小，这些平台可以发展得更快。更重要的是，审核工作并不产生利润，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更多是一种成本负担，尽可能在审核层面花少的钱是符合平台利益的。但对平台有利，却未必于公共利益有利，相反监管缺乏长远考虑可能伤害到慈善本身，在这样的背景下，南都指出了这些平台存在十分低级的漏洞，通过媒体监督的方式呈现问题，这是颇为必要的。

无论是愤怒的质疑者过去在部分个案中痛斥筹款者违反规定，还是南都记者此次所揭示的平台问题，都可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监管是有成本的。公益慈善领域对筹款平台的美誉度颇高，就像许多网友所秉持的朴素观点那样，这些平台的确帮助了许多曾经不敢奢望被人帮助的人。问题在于，平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没有尽到严格核查的义务，而如果要加大监管或者规范流程，直接的后果就是会限制行业发展。平台必须拿出更多资金、精力去做好合规、内部监管，最终可能影响许多需要帮助之人的求助。

在此次测试中，南都记者使用的是从市场上购买的虚假三甲医院的医疗证明。医疗证明造假市场一直存在，假如要求平台承担扫除医疗证明书造假市场的任务，恐怕并不现实。因此，在综合考虑求助者、平台和监管者的处境之后，南都记者提出的整改建议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后续监管部门如何弹性处置这些行为，将备受考验。公众必须意识到，同情的背后应该是理性的监督，而监督本身是有成本的。这些网络平台几乎都会提取一定的管理费，这实际上就是服务和监管的成本。

慈善是有成本的，现代慈善更是一门专业领域。只有保证其足够的运营成本，才能要求其足够的运营效率，最终才能形成慈善组织平台的高度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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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