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及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返家频率低于其他儿童，父母照料的缺失，可能会造成亲子关系发展方面的障碍。本质上来讲，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是监护缺失的问题，怎么弥补这种监护缺失?‘童伴计划’正是补足了这一短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的表示掷地有声。

    11月17日，在北京贵州大厦遵义厅里一场关于“儿童发展与保护”的研讨会正在持续。台下就坐的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高校代表和四川、贵州两省留守儿童管理者们踊跃互动。

    而就在几天前，11月9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中，民政部发布的2016年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902万人，比此前研究报告推算6102万人的数据大减。”

    数据锐减的背后，凸显仍是留守儿童关注缺失的短板，而一支新的民间力量推出的“新妈妈”??“童伴计划”正在将这一短板补齐。

家里来了“童伴妈妈”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4名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事后相关部门调查得知，4名服药儿童的家长长期不在身边，导致4名儿童长期无人看管。事件刺痛着整个社会，但此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却看到了一个“机会”，准备和团队一起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四个月后，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一个名为“童伴计划”的项目成功研发，并正式投向留守儿童聚集区。

    按照“童伴计划”项目要求，采用“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推行。

    “一个人”就是在留守儿童集中的村子，通过聘请一名全职“童伴妈妈”，项目给其发放工资，工资标准不低于外出打工工资，这样有足够竞争力和吸引力，从而能够找到本村最好的妈妈。“一个家”即是依托项目在村子里投资建设一个儿童之家，用于开展活动，使那些没人照顾的孩子放学之后有一个活动的家园。“一条纽带”即为父母不在，监护人缺位，“童伴妈妈”能够及时发现孩子需求，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在项目平台上与当地公安、民政、妇联等部门联动。

    2015年，“ 童伴计划”正式在四川省启动，覆盖了四川7个市、10个县、100个村，受益儿童3.5万。

    刘文奎强调，聘用“童伴妈妈”有一定要求，而“童伴妈妈”履职同样有着考核标准，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孩子负责。

    “2015年施行的‘童伴妈妈’项目会在当地展开三年，一旦妈妈与孩子配对成功后，项目组会对其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妈妈沟通，这样能够帮助妈妈与孩子间更好的改进和融入。”刘文奎说。

    目前，“童伴妈妈”项目在四川实施一年有余，全国其他地方也纷纷开始“预定”。就在这次研讨会当天，“童伴计划”已经开始进驻贵州省，同样也在100个村实施童伴计划。

能解决留守儿童之困吗?

    2016年，国务院出台文件，将在全国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儿童福利主任，解决困境儿童保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2010年，南开大学教授黄晓燕成为了一名“儿童福利主任”，并兼任该项目四川负责人。由于学习社工专业的原因，黄晓燕将更多经历放在了解决留守儿童困境问题上。

    “儿童福利主任”也是如今“童伴妈妈”的雏形。

    至今已经在“儿童福利主任”这个公益项目岗位上待了近7年的黄晓燕早以认为“儿童福利主任”已经成为了留守儿童成长中密不可分的伙伴。如今，“儿童福利主任”的队伍仍在日益扩大，公益组织推广的“童伴计划”就是其一。

    在黄晓燕看来，在儿童福利领域，需要被关注的孩子总是和政策之间缺乏这沟通桥梁，也缺乏服务传递，而要想改变这一切需要更多的是“童伴妈妈”提升专业技能。

    在四川服务的几年间，黄晓燕和当地不少少数民族间打过交道。一次与彝族儿童的陪伴中，黄晓燕照着图书卡片上的苹果、橘子的形状给孩子辨识，但由于语言和认知的关系，孩子们收效并不大，当地人告诉她，孩子们根本就没有见过苹果和橘子，你不如换成玉米和土豆来的实际。这件事对于黄晓燕来说有着很大的触动，因地制宜才有可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如果纯粹按照项目做的话，就可能产生很多不足，我就要往专业方向做，所以，从最初在政策和受益对象之间缺乏桥梁发现点，到我要准备做，做到一段时间之后，我要开始向专业化方向转向，我亲眼见证并且亲自在实践。这使我看到了儿童福利领域中间最可喜的一个变化。”黄晓燕说。

    黄晓燕的认识在刘文奎看来十分正确，刘文奎觉得，“‘童伴计划’最主要就是解决了儿童福利递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完成儿童福利递送的最后一公里，为农村地区及家庭特别是留守儿童提供了身边可及的服务，原来最初我们的关注点是在安全，希望做项目的村子不再发生儿童意外死亡事件，“童伴计划”进村后项目实际上发挥了更多的功能。原先很多孩子连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上户口、打疫苗等都没人管，‘童伴妈妈’承担了这项功能。”刘文奎说。

儿童福利应受法律保护

    儿童是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都对这个领域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儿童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包括四个方面，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2016年2月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和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绝大多数省份出台了实施意见，建立了领导协调机制,全国如期完成了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外出务工父母“挣钱顾家两不误”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增强，家庭、政府、社会、学校各负其责的关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而有了高层文件的明确后，留守儿童开启了多部门协作之路。

    4月6日，国务院同意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民政部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

    11月9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

    “对那些暂时没有劳动能力必须靠外力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尤其是儿童，通过一些外力支持能够尽可能成长，未来获得发展的空间和能力，这样一类实施直接的帮助和援助，提供资金、物资、技术的支持。”刘文奎说。

（作者：张明敏）

 

（来源：公益时报）